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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大师星光闪亮

2012-10-16 12:10:02作者:佚名来源:中国教育报

  编者按: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俊彦云集,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暨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在此举行。“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自设立以来,为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引领作用和积极的社会影响,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一项至高荣誉。今年首次设立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分别授予著名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邬沧萍,著名国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冯其庸,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

  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以我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的名字命名,主要奖励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吴玉章基金委员会面向教育界、人文社会科学界设立人文社会科学奖,并设奖教学金,举办吴玉章学术讲座、青年学术沙龙等学术活动。为进一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吴玉章基金委员会决定设立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并于今年首次颁发。

  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面向全国,表彰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每人奖励100万元,以努力成为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齐名的最高荣誉。本报今天刊登“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奖学者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凭将三寸笔 风雨动神州
——记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奖学者冯其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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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

  ■通讯员 蒙彬 刘寒青

  今年4月,集冯其庸先生一生学术研究之大成的《瓜饭楼丛稿》正式刊行。共35卷册,1700万字,煌煌巨著,厚重博雅,正如这位老人,视野之浩瀚,思考之深邃。

  这位老人曾被评价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学者”。十月国庆,老人荣膺首次颁发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得悉获奖,老人回忆起与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的一段往事。那时冯其庸突然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吴老就躺在躺椅上,见到我就说:‘冯其庸,你写了书也不送我一本啊。’我就说我没写过书啊。吴老说就是那本《历代文选》。”38岁的冯其庸当时还不知道,自己选编的《历代文选》在中央会议上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后来吴玉章校长不仅首先向冯其庸赠送了自己的文集,还建议冯其庸在《历代文选》中再加入《孟子》中的两篇。

  《历代文选》是出于教学之需的应急之作,却成为影响一代人的文学读本,也预示了老人与古典文学研究和传统文化传承的不解之缘。

   潜心红学 平生可许是知音

  冯其庸先生搬到北京通州张家湾的小院已经16年了,院中先生当年手植的一棵一人高的海棠,如今已是亭亭如盖,硕果累累。先生居处名“瓜饭楼”,是为记住曾经以瓜代饭的苦难岁月。

  对冯其庸先生来说,读书就是生活。解放初期,因为政治活动较多,白天总是要开会,他就利用晚上的时间看书或者进行创作直到半夜两、三点。后来在艺术研究院负责行政工作,也坚持晚上到家后开始读书。

  书破万卷,所涉浩瀚,冯其庸先生素以研究红学扬名于外,却很难用一个词语描述其身份。他在戏剧、书画、诗词、摄影、考古等领域亦是建树颇丰。就师承而言,先生书法宗二王,神清气朗,意远韵长。绘画上远追青藤、白阳,近受齐白石、刘海粟、朱屺瞻的影响,山水师法石涛、龚贤,花卉尤擅长葫芦、紫藤、牡丹、葡萄等,率意天真,清丽可爱,自成一家。也许这正是冯其庸先生对于国学通融一道的理解,以学识滋润笔墨,以修养神助丹青,每一个作品中都浸润着文人的风骨。

  在先生的家中,有众多红楼版本。其中一部极为特别,是先生亲笔抄写的庚辰本《红楼梦》,照原行款原页码,用朱墨两色,工笔小楷誊录,整整抄了一年。这部抄稿不仅已为红学史的珍贵文物,更是冯其庸先生与《红楼梦》结缘的起始见证。

  19岁的冯其庸曾与红楼擦肩而过,先生回忆说:“中学有一位范先生叫我读《红楼梦》,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觉得婆婆妈妈。我喜欢《三国演义》、《水浒》,看这个觉得没劲。”直到1954年,冯其庸到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任教,正好赶上批判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开始,经常要参加讨论,于是认真读起了《红楼梦》,这一读就再没有放下。

  如今冯其庸先生在红学研究领域已是著作等身,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等专著20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近30年来,中国红学界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都有他的参与,如中国红学会创立,中国艺术研究院创立,《红楼梦学刊》创立。

  实证求真 看尽龟兹十万峰

  从实践中求真知,冯其庸先生说:“我做学问的原则就是,能够调查的,必须亲自去调查。”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先生十次进疆的经历早已传为佳话。“中国的西域,外国人在100多年间做了那么多工作……”叹惋之余,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求得更多的发现。

  1998年8月,年过古稀的冯其庸第二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谈起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其庸先生说:“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有些苦,我根本没在意。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同行的年轻人有的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眼花气喘,有些撑不住,我则基本如常,所以我戏称自己是‘高山族’。尤其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付出!”

  2005年,离休9年的冯其庸先生第三次上帕米尔高原,为玄奘立东归碑记。这一年,他由米兰进入罗布泊,到达楼兰、入玉门关到敦煌,在大沙漠死亡之海里停留17天,目的是确证玄奘取经东归的最后路段。

  也就在这一年,耄耋之年的冯其庸先生毅然擎起重振国学的大旗,并以走万里路的感念生发出“大国学”的理念。

  吾道悠长 肩负国学重振大任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冯其庸先生受时任校长纪宝成力邀出任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第一任院长。

  “从事实来说,我是不足以胜任国学院院长之职的。当急需有人担当的时候,我如果推辞,那等于是逃避。”冯其庸先生说,国学教育与研究,关系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是民族文化命脉之所系,“国学院要做,就认认真真地做,做个三五年之后才能看出它的结果来,一定不能太急于求成。”

  2005年9月下旬,国学院正式开学之际,一份署着季羡林和冯其庸名字的报告递交到党中央。报告建议开展中国西部历史语言文化研究,特别是急需培养掌握西域中古时期多种语言的人才,“在这些古文献资料里,不仅包含着当时的民族风情,而且反映着西部不少少数民族政权的内附关系,以至于汉政权行政机构的设施等等……”10月1日,冯其庸先生在罗布泊营帐里得到北京的消息,中央领导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支持。由此促成了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文化研究所的成立。

  任职院长,冯其庸先生尤其重视课程建设和师资聘请,并倡导游学纳入教学体系。如今,国学院在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方面渐显成就,国学毕业生就业求学广受欢迎。由国学院面向全校开设的元典选读课程在大学生中响应热烈,课程设定及授课教师很多是在冯其庸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冯其庸先生深情地描述着大漠之上的朗朗星空,“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之久,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

  冯其庸先生曾说:“予少读玄奘法师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也。”这样的为学与为人理念,他一生坚持践行。

  【颁奖词】

  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吴玉章基金委员会经广泛征求意见,决定授予冯其庸先生“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
——记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奖学者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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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通讯员 姚思宇

  秋风乍起的傍晚,迎着柳梢背后透出的淡淡夕阳,几经转折来到位于北京大学朗润园内的一幢普通的旧式楼房。这里,就是汤一介先生的家。

  从狭小的门厅走进先生的书房,便不由得被环绕四壁的一排排藏书所吸引,书籍的年代之久,数量之多,涉及之广,内容之丰,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坐在面前的这位面容清癯而目光坚定的老者,他的博学与严谨,谦和与认真。他就是汤一介,一位用自己一生的思考致力于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智者,一位用自己一生的研究传承中华悠远文化的学者,一位用自己一生的践行诠释家学品格修养的儒者。

  走近哲学:不断提出新问题

  汤一介能够走进哲学研究领域,可谓是家学渊源,顺理成章。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1947年,汤一介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从此将根扎在了燕园,扎在了哲学研究的这片沃土。在北大求学的日子是汤一介收获最大的时光,在这里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哲学理论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还认识了同在北大共青团担任团干部的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成为汤一介先生一生的伴侣。

  早年的汤一介,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史上。作为父亲的助手,他一边帮助整理父亲的手稿和著作,一边系统梳理分析哲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然而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被汤一介自己称为“可以和其他同时代的类似论文一起作为总结‘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危害的材料”。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汤一介的研究活动才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部论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意识到“自由之思想”的宝贵,认识到“自由”所带来的创造力对学术研究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推动作用。他开始思考如何突破上世纪50年代以来“唯心与唯物两军对垒”的局面,以及“唯心主义就是反动的”这样的教条思想,先后撰写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的理论》等文章,率先提出将哲学史作为认识发展史来考察,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这些探讨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起到了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引领作用。

  此后,汤一介便延续父亲的学术研究,将视野集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研究上。他以敏锐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等著作相继问世,成为了魏晋时期思想研究领域绕不开的集大成之作。

  融通东西:思考世界之中国

  构建一个中国哲学的内在体系谈何容易,汤一介先生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坚定地探索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

  在学者的记忆中,1983年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汤一介的发言引起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当时,汤一介提出,把先秦哲学看作是中国儒学的第一期,将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二期,将在西方思想冲击下的现代新儒学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三期,并提出儒学的中心理念“天人合一”在现代社会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近十余年来,汤一介先生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入手,深入寻找儒、释、道三家内在的共通之处。他指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可以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上来探讨。这三个命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可以总结中国哲学的特质,亦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表述。

  晚年的汤一介相继提出了“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前瞻性的理念和新问题,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更是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而今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他一如既往地安静淡然,“深感受之有愧”。病体初愈的他却不吝用更多的话语表达自己一直的思考。

  “一百多年来,我们在很长时期内都在学习西方,特别是西方的法律、经济、政治,然而对于中国自身的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远远不够。文、史、哲三个方面的研究,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比较活跃的,但是还看不出来具有特别大的优势,那就是还没有出现一个自己的理论可以影响世界。设立吴玉章奖的目标,应该是推动我们的学说影响世界,这样才符合中国目前的历史地位。”

  “自然科学对于国家国力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科学既可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所以必须要有人文社会科学给它一个方向。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这两者都很重要,但是两者必须同步进行才可以发挥效果。”

  耄耋之愿:承担与引领

  如今,汤一介先生已逾85岁高龄,由他担任首席专家主持的《儒藏》编纂工程已步入第十个年头。

  作为中国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儒藏》编纂目标是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对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典籍文献做一次全面的整理,集大成地编纂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数千本儒家著述的点校整理,十几亿字儒家文献的研究汇总,其繁杂和艰难是难以描述的。

  《儒藏》工程还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国际学术文化合作项目,目前已与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学者开展实质性的合作。与此同时,《儒藏》的收书范围突破传统,不仅收录传世文献,还收录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这种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的做法,在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还是第一次。

  “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这是是汤一介先生的两个心愿。

  路漫漫其修远兮。尽管距离《儒藏》工程最终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汤一介先生已用自己的坚持与信心,为中国思想界树立起了一个坚实的标杆。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先生以自己的家训同青年学者共勉。这是祖父汤霖的话,也是支撑汤一介一生治学的座右铭。

   【颁奖词】

  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吴玉章基金委员会经广泛征求意见,决定授予汤一介先生“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其生有序 其老有安
——记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奖学者邬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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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沧萍

   ■通讯员 蒙彬 毕玥 周雪薇

  2012年国庆期间,邬沧萍教授获颁首次设立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此时距离他归国任教已过去60个年头,他专攻人口学研究已然40春秋。

  他在知天命之年全面转入人口学,近花甲之年从事老年学研究,创办我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第一个人口学系、第一份人口学学术期刊、第一个国际人口学培训机构。作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90高龄的老人捧出刚刚出版的自己主编的50万字书作《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声音洪亮:“老龄社会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回归:舍下“金饭碗”走上讲台

  “如果我不回中国,就不会在人民大学当教授了,也不会有这么广阔的天地来研究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

  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海关学院,分配到香港中国九龙海关当公务员,捧的是“金饭碗”。其后,他自费去往美国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院求学。1950年,所有留学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回不回中国的选择,邬沧萍当时已经拿到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正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孩子刚在美国出生。

  “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周围很多声音都在劝说他继续学习或者留下工作,不仅有奖学金提供,以他和家人的条件还可能拿到美国绿卡。“中国人回国还需要有理由吗?留在美国才需要找借口。”邬沧萍说。

  回国后,邬沧萍由教育部分配到辅仁大学经济系,后经院系调整,进入到了他曾经“想都不敢想能去”的中国人民大学。

  从本科到硕士,邬沧萍专攻经济学,在美国留学后期,一心想要回报祖国的他考虑到,当时“MBA只适合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国的计划经济根本用不上”,于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专门修了“技术上有用”的统计学。任教中国人民大学,他也就到了统计系。

  一次跨学科的选择,成为邬沧萍开展人口学研究的起源。

  转折:闯入人口“禁区”

  1972年,邬沧萍从“五七”干校劳动下放回来,很快就被学校领导召集参加了一项当时认为有风险的临时工作。

  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需要参加联合国会议,许多工作就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当时全世界人口增长很快,人口与贫穷、污染成为世界三大难题。中国准备参加1974年召开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于是就由国家计委组织了一个班子研究人口问题,邬沧萍也在其中。

  作为统计学教师,邬沧萍参加过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当6亿人口的统计数据出来后,全国为之震惊,都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汉、吴景超,清华大学陈达,北京大学费孝通,民族大学潘光旦等社会学家都提出过人口过多的观点。在当时的论争中,因为“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认为人口多、增长快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认为“人手论”比“人口论”更科学,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资产阶级的,一批社会学者因此遭到批判,几乎无一例外被划为“右”派。

  此后20多年,人口问题成了高压线,没有人敢碰,人口学研究进入停滞时期。当国家计委联系中国人民大学接手这项“临时工作”时,主导思想还不敢肯定中国必须要控制人口。

  “当时领导征求我意见,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也有点担心,确实心有余悸。”邬沧萍对人口问题的试水使他慢慢进入角色。接受国家计委的临时工作后,邬沧萍和研究小组主要梳理了中国人口史和国外人口研究。因为懂英文,经常负责翻译和参加国际会议,他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刻,“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世界最复杂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

  开拓:一“生”一“老”之学

  说到“计划生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但“新人口论”之前已历经学术论争。其中,1948年以戴世光《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为中心而开展的讨论,是较为重要的一次。邬沧萍说,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很多人简单理解的“人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

  1979年3月,全国第一个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递交到国务院。这份报告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由邬沧萍起草,与刘铮、林富德共同发表。报告两次登在《内部参考》里,还在各省委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放。报告提出,要严格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

  后来,邬沧萍和刘铮又在《人民日报》共同发表理论文章《人口非控制不可》。自批判马寅初之后,人口研究文章近乎绝迹,《人民日报》当时已有近20年不曾发表相关文章。

  其后,在昆明召开的全国人口规划会议上,代表人口研究所参加会议的邬沧萍“舌战群儒”。当时会上提出,各地贯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持续几代人,以把人口总量控制在6-7亿。邬沧萍根据《五点建议》的研究提出,“在一定时期提倡生一个可以,但要强制只能生一个,持续几代人,肯定不行”,“单靠数学和计算机研究是不行的,中国的生育要与物质生产和社会条件结合起来”。

  近几年,从民间到全国“两会”,关于调整人口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对此,邬沧萍教授说:“严格控制人口还是利大于弊,不然中国绝没有今天这段发展机遇。”他遗憾于全社会没能一开始就全面认识人口问题,至1980年第一个人口高峰下所提出的独生子女政策已是没有选择的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几个给中央报告的建议就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杜绝生三个,对于两个,我认为既不提倡也不禁止,这是自由的。”

  少生必然老化,少子必然高龄化,未富先老,不能靠多生孩子缓解。在早期参加人口学国际交流时,邬沧萍就意识到中国必须要重视老龄问题,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于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逐渐转向老年学研究。在国家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邬沧萍教授开始招收人口老龄化和老年学方向的研究生,近30年来培养了一批学科骨干。

  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邬沧萍教授再次回想起60年前吴玉章校长露天讲课的一幕,“人文社会科学是全局性、战略性科学,是国家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科学,不能靠急就章,也不能忽‘左’忽‘右’跟风走,要靠长期的文化积累取得,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

  【颁奖词】

  邬沧萍先生早年负笈海外,学成矢志报国,成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人口为世界之最,其生有序,则万物兼济;其老有安,则天下太平。邬沧萍先生以《人口统计学》、《社会老年学》经世致用,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为制定人口计生政策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一“生”一“老”之学堪称典范,于己于人,善莫大焉;利国利民,泽被后代。吴玉章基金委员会经广泛征求意见,决定授予邬沧萍先生“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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